公安派提出的“独抒性灵”和晚明书派的书学理论以及创作实践交相影响引发了艺术界的大变革，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展开艺术发展史的全方位思考和当代书法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现实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文化流派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现象，其背后一定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必然因素在起作用，而这种必然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界在其变化。晚明书派的出现得益于王阳明心学、李贽“童心说”和公安三袁“独抒性灵”的文学理论主张。这种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书法界想不发生变化都是不可能的。对于当代书法的发展，在帖学资源和传统碑学资源都运用殆尽的情况下，在书法的发展步伐几乎迈不动的现实面前，对于思想界的变革要求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当今书坛，派别纵横，艺术表现形式五花八门，但返本归真地从根源上考察，它们却显得千篇一律、大多雷同，书法表现难见新意，长此以往，中国书法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就会踏上败亡的不归之路。所以，当今书法界甚至是整个文化界都需要有新的文化思想出现，需要新的思想文化活力注入，以期引发书法艺术实践和理论建设的大变革，使得书法创作真正从技的层面上升到道的层面。
第二、对于艺术全身心投入、有着“虽九死其犹未悔”奋斗精神的精英人物出现的重要性。在一种古老而伟大的艺术面前，普通人所能承担的发展任务和进步要求是极其有限的，只有那些能够不顾一切、“参透世间炎凉，阅尽人间春色”的天才艺术家的出现，才能使得艺术甩开步伐大踏步的前进。晚明社会是一个极其混乱但又极其伟大的时代，徐渭、董其昌，这些富有极其高明的创造力的天才艺术家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中国书坛上，历史和现实又给予了他们常人所难以接受的现实的锻造和打磨，于是，他们在乱世风云中将已经陷入僵化的中国书法用力地向前推动，因此，中国书法才在暮年的沉痛中取得“回光返照”的又一次大发展。当代社会似乎再难以有伟大的艺术家出现，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悲哀，尤其是书法，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书法家成为一个泛滥的口号，人们不再把“书法家”当作多么神圣的人物，他们也不过是活在现实中要为柴米油盐而到处奔波的俗人，而书法家个人也不珍惜自己“书法家”的称谓，把自己和金钱紧密地融在一起，这样的现实环境下是难以有徐渭那样伟大的艺术家诞生的。
第三、在相同的哲学和美学思潮指引下，艺术可以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甚至是两个不相容的极端，二者在相克相对中生发出新的艺术和审美感受。徐渭的浪漫主义和董其昌的古典主义可以说是两种决不相容的书法风尚，然而在晚明“心学”、“童心说”和“独抒性灵”美学思想的指引下，它们最终在性灵表现的大旗下殊途同归、融为一体。宋民在《旭、素之“狂”与徐渭之“狂”》一文中指出：“‘逸’者有二：一为淡逸、清逸；一为狂逸、野逸。前者清空简静，平淡冲和，一片超尘出世之境。后者纵横恣肆，犷野粗放，一股狂者猛士之气。”（25）很明显，董其昌是属于前者的，而徐渭则是属于后者的，但他们最终的艺术旨归却是相同的，都指向了逸之格。所以，在当代的书法生存环境中不应该强硬地把书法风格分为传统和流行两种，既不应该攻击传统的缺乏新意，也不应该指责流行书风的恣肆狂野、不合规矩，只要是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创作中寄予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活的理解，从中能感受到活泼泼的生机，就应该算是成功的创作。艺术是在对立的融合中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不是在对立的敌视中讨敌骂阵。
第四、在继承和改进中发展。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独抒性灵”的艺术主张和晚明书法的大发展中出现了。公安派在提出“独抒性灵”之后，便朝着打破一切旧传统、独抒胸臆的方向大踏步的前进了，然而，它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缺陷，因为忽略了创作主体艺术才能的作用，所以，袁宏道后来的一些模仿者由于缺乏中郎的才气，作诗为文冲口而出，使得文章诗歌缺乏了一种含蓄的韵味，直则直矣，作品显得肤浅而单薄。对于这个问题袁中道也发现了，但真正将其系统改进的却是清朝的袁枚。袁枚与袁宏道一样主张张扬个性，抒发真情，但他反对纯任性情，他主张艺术家要细心探讨文学创作的规律，发挥艺术才能，重视“灵机”，以“人力”达“天籁”，最终将“性灵说”发展完善。徐渭和袁中郎的主张差不多，任情恣性，一味地狂野冲杀，属于狂放的范畴，他也的确实现了将满腔悲愤和苦闷付诸于笔端的艺术追求和理想，然而也正是由于狂野，纯粹的狂野，徐渭的作品技法的意义被削弱了，常有粗劣败破之作出现，在技术层面弱化了他作为一流书法大家的身份。而董其昌因为生活的安逸和官场的平步青云，使得他在追求性灵表现的同时更能沉着书写，既破又立，在系统临摹古帖、追求古意的同时又能时出新意，最终成为一代帖学大师，所以，从纯粹的书法层面来说董其昌是要高于徐渭的，他是对徐渭的发展和完善，他是真正站在了作为中国人所应该具有的那种“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儒家中庸思想的立场上进行创作，合乎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对于当代书法，似乎也应该在这样的继承中进行高层次的发展，而不是完全抛弃传统一味地走向所谓的“我笔写我心”的胡涂乱抹的境地，应该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独抒性灵”的新式创作。
第五、书文相通。这是晚明社会思潮大变革中所出现的最有新意的动作。徐渭的书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深深地影响了公安派的文学理论，而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思想在得到发展之后又进一步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大变革，使晚明出现了帖学书法发展的新动向。文学和书法在晚明交相影响，书道和文道在那样的社会现实面前走的竟是那样的近，这种情况在当代文艺界却是极为罕见的，各种艺术门类独立意识过于强烈，缺乏互动交流和相互影响，这大概也是当今文艺界难出新东西的主要原因。以书法和文学为例，当代的书坛和文坛犹如两座互相对峙耸立的高山，虽互不侵犯却也互不融通，影响就更谈不上了，尤其是在思想层面，更是缺乏能够互通有无、促进共同发展的新理论出现，这是当代文艺界应该努力追求和探索的方向之一。只有这样，才能在促进书法艺术高度繁荣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的文艺界迎来新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金田》 2014.第12期